2月4日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在用希腊语歌唱。新华社记者曹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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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安静下来，国家体育场5万多人等着这个时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歌》响起。没有伴奏，这一次，演唱这首曲子的是44个中国孩子。
从任何一个角度衡量，全世界正在注视的都算不上是一流的合唱团：4个月前，他们中的多数人刚认识简谱。
孩子们来自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那里一直属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两年前刚刚消除了绝对贫困。音乐老师从5所乡村小学里挑了两遍，勉强凑成一支两声部的合唱团。
挑选这些孩子时，让孩子们唱一首会唱的歌，唱得最多的是《上学歌》《卖报歌》和《没有 *** 就没有新中国》。
经过几个月的排练，这支合唱团登场了。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对记者评价，他很喜欢这些孩子的表演。“我觉得这是天籁之音，它真的是传递给我们今天新时代的新面貌——人民的下一代的新面貌。”
筹备开幕式时，张艺谋突发奇想，邀请大山里的孩子，站在这样的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会歌。他的想法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支持。
张艺谋说，之一次听到这些孩子的歌声时，包括他在内，大家都非常感动，“孩子们特别真诚，特别淳朴”。工作人员为他们的胸前装饰了喜气洋洋的虎头，通过这些虎头虎脑的孩子提醒大家，这届冬奥会适逢中国农历虎年。
学了两三个月后，12岁的合唱团成员李隆恩还对不上每句歌词的中文意思。她是团里更大的孩子之一，最小的只有5岁。她听老师说，这首歌“歌颂强健的身躯和不朽的奥林匹克精神”。至于歌词中的“溪谷和山岳”，她再熟悉不过，她在那样的地方长大，也从那样的地方出发。
李隆恩出生在一个叫“钱沟”的地方，四年级的顾站豪对“顾家沟”周围的地形和野生动物了如指掌，他以前上学要沿着土路翻过一座山。这次到北京前，“宋家沟”的李天雨最远去过同一个乡镇的马兰村。
合唱团员在休息日回到村里，躺在蘑菇大棚的保温被上休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马宇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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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佑麟是合唱团里为数不多的去过北京的孩子。他被电视上海洋馆的广告吸引，母亲带他坐了3个小时的大巴去了一趟。
对那座大约300公里外、举办了两届奥运会的城市，他的印象是，“没什么山，树也很少，交通很堵”。
梁佑麟就读于大岸底小学，学校在贯穿中国南北的207国道边，用巨大的挡板隔离噪音。路的另一侧是山。
音乐老师来选人的前一天，梁佑麟刚结束国庆节假期——骑着自行车在村道上炫技，家里的两只狗跟在后面“护卫”。父亲梁刚在县城里开公交车，有空时会带儿子用自制的鱼竿去河边钓鱼、捉王八，去附近的航空博物馆看飞机和大炮。
他对奥运会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体育课。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他还没有出生。他从课堂上知道，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是“金镶玉”；在北京，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获得8枚金牌，是迄今为止在单届奥运会上拿到最多金牌的人，而黑皮肤的牙买加人博尔特刷新了男子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
另一名女同学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她最喜欢铅球运动员巩立姣。“她是我们河北人，我觉得她很可爱，”这个四年级女生说，巩立姣比短视频平台上那些“网红”好看。
这些孩子从形形 *** 的视频里获得一些对外界的直接认知。阜平县全境都是山，学校和村庄嵌在山谷里。梁佑麟的家在眼药沟村，半山腰上，靠着公路，到学校有三四公里路。
李隆恩家在另一座山的更深处。路不好走，人们沿着河谷底，踩着河里的石头出山。夏季暴雨来临前，家里要提前储备好粮食、药品和水，雨一旦下起来，谷底的积水漫到大腿，人要在家里困几天。
种着玉米的小块耕地分散在山上，人们从山上的水洼引水浇地。经济作物大多选红枣，枣树抗旱，通常只需定期杀虫。但有一年，连枣树都旱死了。
钱沟村这个地方有沟，但是没有“钱”。2012年，钱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00元，不及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1/8。
父母都在尽力把孩子送出大山。李隆恩读一年级前，母亲张红霞带着两个孩子到镇上租了两间民房，每年租金2000元。她和姐姐可以就近读镇上的小学，不用走1小时山路了。
过去几年里，中国在减贫中实施了一项“易地扶贫搬迁”的举措，将这些住在深山里的居民迁出。一项为此实施的5年计划完成了960多万人的迁徙。李隆恩也在其中。她搬到了镇上，不需要租房了。
对于在北京冬奥会的表演，父母们几个月里只知道“有老师要来学校，然后选一下，让孩子们唱歌”。
老师选人时，梁佑麟兴奋又紧张，他先是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歌曲，选定了又怕唱不好。他喜欢参加这种活动。他是这支合唱团里极少数接触过乐器的孩子。
“能选上更好，选不上，咱就当锻炼，下次还有机会。”母亲赵星宽慰他。赵星在隔壁村当信息员，月收入1500元左右。她曾拉着儿子去离家40里路的县城报名绘画兴趣班，想让他静下心来。
但梁佑麟最终被一组架子鼓吸引。赵星尊重了儿子的意见。鼓的价格是3000元，花了她两个月工资。每周六，她带儿子去上课，每学期学费800元。
姥爷“赞助”了一台手提音响，本来是放在农用三轮车上听歌用的,后来摆在架子鼓旁，供梁佑麟练习时放伴奏用。有一次，学校举行儿童节演出，梁佑麟去敲了校长办公室的门，争取到表演机会，架子鼓坐着农用三轮车去了学校。
这一次，梁佑麟和来自阜平县城南庄镇石猴小学、井沟小学、马兰小学和八一学校的70余名学生，进入了合唱团初选名单。他所在的大岸底小学有7名学生入选，占了全校学生的近十分之一。
合唱团成员在做发声练习。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马宇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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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颂歌》源自一首古希腊乐曲，由诗人塞马拉斯作曲。1896年，雅典举行的之一届现代奥运会，首次使用这支乐曲。后来，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决定，1960年以来的每届奥运会开幕式，都会演唱这首庄严的奥林匹克会歌。
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这首歌曲的表演者都是著名歌唱家。北京打算让奥林匹克会旗在这些山野孩子的歌声中升起，是一个挑战。
“阜平要举全县之力，首先就是抽调老师过来。”县城里“更高学府”阜平中学的音乐教师苏志艳和另一名同事是之一批到达镇上的“外援”。
八一学校音乐教师高玥在网上找到了这首歌曲的五线谱，“翻译”成之一版简谱。随后，在当地支教的北京市崇文小学原特级音乐教师付宝环把简谱进行了“难度系数调整”，从四个声部改为两个声部，结尾处变成三声部。
拿到谱子时，苏志艳觉得太难了。歌曲有三个篇章，比孩子们平日接触的要长，最难的是，整首歌经常升半个调再降半个调，“曲里拐弯的”。
“即便是经过多年音乐专业训练的人，组成一个比较成型的合唱团，也需要一段时间磨合和排练。”苏志艳说。
但当地的音乐教育并不完备。2016年，退休教师付宝环从北京到阜平支教。她原以为自己是负责培训音乐教师的，到了才发现，她是唯一的音乐教师。
两所小学共享一架电子琴，付宝环通常在一所学校上完课，就得抱着琴坐车去另一所学校。她每月能保证给每个年级上一堂40分钟的音乐课。时间有限，没法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教起。只能快速地完成一首歌曲的教学，让学生“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苏志艳要做的之一件事就是选人，在初选出来的学生里选出更适合合唱的。她做过小学、初中和高中音乐老师，“孩子一上眼前就知道他（唱得）行还是不行”。
她记得，之一个走上跟前的孩子，见到老师开始犯怵，没发出声来。第二个也是这样。
苏志艳决定换一种方式，5个孩子一组，一组一组地唱他们熟悉的歌。
“声音有了，但调跑得找不着家了。”苏志艳听完两组就停了面试，建议先上课。哪个更适合合唱，哪个更有潜力，她上一周课之后会知道。
接下来的一周，孩子们做呼气吐气的呼吸练习，学发声，从唱“doremifa”开始练音准。
“他们很渴望音乐，这是最重要的。他会很努力地跟着你学，一遍遍地尝试。”苏志艳说。
音乐老师们后来惊奇地发现，那些“让学音乐专业的人都提心吊胆的”变调处，孩子们几乎不出错。他们靠耳朵和记忆力，记下了整首歌曲的正确曲调。
合唱队员集中在八一学校学习，单独编班，除了每天5个小时的声乐练习，他们的文化课一节也没有落下。团里的二年级学生只有4个，但这不妨碍他们拥有独立的小教室和课程表。
高玥是音乐老师也是生活老师，她和孩子们一起住在电教室、机房改造而成的宿舍。刚开始，天刚黑，就有孩子会哭，想家了。情绪会传染，其他孩子开始跟着哭。一个二年级孩子哭起来，说“想语文老师”，至于语文老师姓什么她不记得。父母离异，她和妈妈待的时间不长。
其中一个孩子，唱歌唱到一半跑出教室，跟老师说“头痒”。她头上生了头虱。她告诉老师，爸爸在北京打工，妈妈已经给自己用过除虱药了。老师谨慎地一遍遍帮她用篦子清理，以防止头虱制造更 *** 烦。
入团后，梁佑麟表现得比较平静，但他一到周四就自称头疼，需要父母接回家。后来，母亲发现那是他因为想家使出的伎俩。
“如果你很想去唱歌的话，就要坚持，”母亲告诉他，“这点苦都吃不了，那就别去了。”打那后，梁佑麟每周六天的训练从未缺席。
他想去北京，读高中的哥哥梁佑麒反复叮嘱他，机会很好，要好好训练，不要被刷下来。梁佑麒还希望弟弟能通过这次演出，“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麒麟’，就是寄托望子成龙的心情吧。”梁佑麟的爸爸解释两个儿子名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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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1年10月中旬，这所乡镇小学里出现了真正的希腊语。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师秦烨臻和助教林嘉濠到达阜平，教孩子们希腊语。
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张红玉也带着教学团队到了学校，团队分两拨，分别负责上下半周的训练。
来不及从24个希腊语字母开始教，秦烨臻和助教决定用孩子们最容易接受的 *** ，用拉丁字母反拼希腊语字母，那看上去像汉语拼音的变形。教学楼里的移动黑板上多了一些常用的希腊问候语，比如“早上好”“谢谢”“晚安”。
5年级的王锦洋记得，学校发的歌片上有简谱和拼写的希腊语发音，被他翻烂了。他睡觉前都在用希腊语默背整首歌。刚学歌的时候，他唱得不好，放假回家时，他用关键词“奥林匹克颂”或“奥林匹克会歌”在网上检索，搜到过雅典、北京和东京奥运会上的视频。其他的队员也是这么做的。
从那时起，他们猜测，合唱团的排练可能和奥运会有关。
但老师从来不提奥运会的事。他们对记者解释，一是怕给孩子们压力，二是出于保密需要。
一名训练时没跟上进度的孩子担心被刷下来，她哭着跟父亲讲，“不就是去张家口吗，到时候你带我去，他们在台上唱，我在台下唱。”
被老师表扬的时候，王锦洋会想象自己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演唱。“我肯定会去北京的”，他认为。
不过，与运动员通过竞争取得奥运会资格类似，合唱团的孩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经历一个淘汰的过程，会有一部分人不能上场。半个月后，人员就减到了50个。
孩子们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淘汰？
北京冬奥组委一位工作人员试着这样解释：“你们了解奥运会了，知不知道很多运动员是作为替补的？”
11岁的顾站豪举手抢答过这个问题：“我知道，我就觉得我们是替补队员。”他还解释说，曾有一次集体活动，在他前面的11个小朋友生了病，于是他和其他人就补上了。
关于奥运，八一学校体育教师李楠在课上讲过，“不是每一名运动员都会成为奥运冠军，但每一位为目标努力的人都值得尊重”。她希望学生们能体会《奥林匹克 *** 》中，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出的奥运精神——“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而在合唱团里，苏志艳告诉孩子们：“合唱里只有我们，没有我。”
在一个早晨，五年级的徐鸿涛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班级——他被合唱团淘汰了。他瞥见和自己一起回来的女生脸上流着眼泪。不过，他强调自己“有点难过，但没有哭”。
那天开始，对他来说，一次合唱的“奥林匹克”结束了，但另一场“奥林匹克”即将开幕：当天下午，他参加了陆地冰壶社团的活动，那关系到一场校际比赛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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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地冰壶这样的运动中，这些孩子已见识过奥林匹克的威力。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市，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自那以后，这些河北孩子接触的冰雪运动多了起来。农村小学没有条件建冰场，但开了轮滑课和陆地冰壶课，举办了“冰雪运动会”。李楠专门做了课件，给学生们讲奥运会。
关于冬奥会的内容，李隆恩记在了笔记本的扉页，比如中国选手王濛10次打破世界纪录，杨扬有59个世界冠军头衔，武大靖是平昌冬奥会冠军。
过去，李隆恩这样的孩子当然也滑过冰。冬天等着雪下厚了，化了，又冻了，结成一个冰瀑布，孩子们穿着肥棉裤从冰上溜下来。那是他们的冰雪运动。
2020年，在阜平县八一学校，河北省宣布向农村小学发放10万双轮滑鞋，每所学校按更大班容量配给。
穿着这双“战靴”，顾站豪参加了2021年阜平县青少年轮滑大赛。比赛场地是塑胶跑道，他觉得“不如在水泥地上滑得快，鞋都被卡住了”。
那次，李楠带了13名孩子去比赛，拿到名次的只有两三人。学生们输了比赛，躲在她身后掉眼泪。她给大家讲奥运冠军张继科、刘翔、林丹的故事，希望这些人“对伤病、对比赛的态度，和他们展现出来的奥林匹克精神”能够产生作用。
陆地冰壶是奥运冰壶项目的普及版。2019年，李楠带着“进场前没摸过陆地冰壶”的学生们参加县里之一届陆地冰壶比赛，拿了之一名。学生们只在赛前热身时“一人试了两个壶”，李楠根据从体育教师培训会上带回来的资料，又在网上找些比赛视频，给学生讲比赛规则和动作。
第二年，这所学校购置了一套陆地冰壶器材，训练场地设在学校食堂。天气足够冷的时候，学校还用土办法建造“雪跑道”——老师和家长们把雪收集起来，用车拉到学校的操场上。再租来一台造雪机，保证雪道的厚度。学生们可以穿着轮滑鞋在上面运动。
冰壶比赛的“冰赛道”相对容易，校长们的经验是，在陆地冰壶的赛道上铺上一层塑料薄膜，赛道四周立上挡板，然后向中间洒水。水冻成冰后，再继续浇水……直到赛道能够举行冰壶比赛。
因为合唱，顾站豪和4名队员缺席了2021年冬天的轮滑比赛。李楠安慰他们，“轮滑比赛经常有，去唱歌这件事几十年都不一定有一次。”
李楠没有对学生讲的是，她和朋友也曾去申请做冬奥志愿者，但落选了。她“很想和冬奥会这件事有关系”，很羡慕自己的学生。“如果有机会去参与，哪怕去当一个小小的志愿者，当一个服务人员，都会觉得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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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之一个接到“北京冬奥组委” *** 的阜平县城夏学区校长刘凯，更先知道演出场地是在“鸟巢”。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学生们。
刘凯记得，2021年9月中旬，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北京冬奥组委”，想去学校看“马兰小乐队”演出。他怕是骗子，没答应，告诉对方，“请发函联系教育局”。
马兰小乐队在阜平小有名气，成员来自铁贯山旁的马兰小学。这所小学只有90余名学生，4年前才有了一名正式的音乐教师。
小乐队已经成立了近16年。78岁的邓小岚是创立者和唯一的指导教师，从北京退休后，她来教马兰村的孩子们唱歌。这里是她的作家父亲邓拓工作过的地方。邓拓用过的笔名“马南邨”，就是“马兰村”的谐音。
邓小岚到村里回访时，发现“这里的孩子什么歌都不会唱”，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来教他们。
她从亲戚朋友手中“搜刮”闲置的乐器，小提琴、手风琴、竖笛、小号，搜罗来一件就往马兰村背一件。刚开始的几年，村里还是土路，铁路也不发达，她早晨7点从北京的家里出发，傍晚才能到。
22岁的孙志雪曾是小乐队里的竖笛手。她记得，在那个雨天会漏雨、课桌后面堆着木柴的教室里，自己之一次按响琴键。如今，她已经从北方民族大学音乐学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莫扎特《G大调之一长笛协奏曲》的演奏技巧。
小乐队练的有中外民歌《雪绒花》《山楂树》《送别》等，也有波切里尼的《小步舞曲》。邓小岚按美国民谣《乡村路带我回家》的曲子填词了一首马兰村版的《回家》，她希望孩子们长大离开家乡后，或许能想起这首歌，少一点漂泊感。
乐队招收队员不设门槛。只要想学音乐，都能来。但乐队规模总那么“小”：老队员升学走了，新队员补进来。早些年，孩子们站在自家的猪圈旁练习过小提琴，也在芦苇茂盛的河谷里举办过音乐节。
邓小岚想办法给孩子创造机会，带他们外出表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她带着马兰小乐队成员参观过鸟巢。
24岁的刘爱玲是那年参观过鸟巢的孩子之一，如今在读大学。她对记者回忆，那是她之一次坐火车，之一次知道“地铁是在地下走”。见到鸟巢时，她的观感是“和我们村树上的鸟窝可真像啊”。
现在，又一批孩子要去鸟巢了，这一次是去登台。
随着排练的深入，入选者们也逐渐猜出了那个秘而不宣的表演场合：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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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细节都在告诉这些孩子，他们的演出是重要的。随着冬奥会临近，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来了，长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手风琴演奏家也来了。
合唱团成员杨子蕊的姐姐杨子璇是高中生，她很羡慕妹妹的机遇，连着问过好几遍，“真的是冬奥会吗？”
杨子璇小时候学过声乐、架子鼓，在镇上、县里、市里、省会都演出过。她的独唱保留曲目是台湾励志歌曲《酒干倘卖无》。有时她会跟着老师去商家庆典现场表演，舞台是皮卡车的后斗。
她嘱咐妹妹，登台的时候，要把嘴唇涂红一点，这样自己在电视机前好认出她。她还抓紧给妹妹介绍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万一在现场能见到他们。
“因为要保密”，杨子璇没跟自己的同学说妹妹要去冬奥会。她想着，等冬奥会开幕了，她要告诉所有人。
11岁的杨子蕊在县里学过舞蹈，已经考过8级，还坚持上演讲与口才课程。最近一次期中考试，她考了年级第二名，“合唱没有影响学习”。
她的母亲读过大专，如今在井沟小学对面开了家小超市。这位母亲说，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多见世面，将来像舅舅一样，考上名牌大学，读研究生。
去北京前，李隆恩跟着母亲张红霞回山沟里的“老家”放松了一天。她捣碎了一袋饼干做鱼食，爬树、捞鱼、放羊都是她擅长的事。
“家”的原址已经复垦为耕地。2019年，他们在镇上分了一套四室一厅的精装修房子，有125平方米。农具没舍得扔，存在了山顶一间未拆迁的房子里。
张红霞在北京待过几年。1999年，她还没结婚，到北京打工，每个月赚三四百元。她用赚来的钱报了西式糕点培训班。按照计划，学成后她会留在北京，成为高级饭店或者面包房的西点师。
但没学几天，她就被亲戚喊回家，嫁进了大山里，成了3个孩子的妈妈。
她做面食的手艺没有丢。孩子上学后，她考取了驾照，开着皮卡车追着集市跑。从网上找货源，批发箱包，卖“整个城南庄镇找不出第二家”的款式。箱包摊旁，她做的烧饼供不应求，一天最多能卖200个烧饼，用掉20斤面粉，每个烧饼赚0.2元。新冠肺炎疫情紧张时，集市临时关闭，她就到山上打零工，给树苗刷白剂以帮助它们过冬。
搬出大山，她和丈夫有新的事要愁，家里喝的水、吃的菜、做饭用的煤气都要花钱。他们和其他孩子的父母一样，能从事的工作雷同。父亲们开挖掘机或在工地打零工，母亲们在 *** 提供的扶贫岗位做保洁，或者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做简单的手工活儿。一名合唱队员的母亲，工作是缝围裙的口袋，每做一件挣5分钱。
张红霞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女儿要去北京唱歌，她高兴，更多的是感到轻松。孩子全权交给学校，行李箱、衣服、鞋子，连喝水的水杯都由学校提供，家里不出一分钱。她也能腾出时间多做点活儿。她不想限制女儿，“有多大力，尽多大力支持”。
带孩子们到北京演出前，高玥向北京来的老师逐一请教，该为孩子们准备哪些物品。她26岁，读大学时去过北京，没去过鸟巢。
对于这次表演，她的期待不算太高：“首先希望他们能唱准。然后上台之后，稍微勇敢一点。”
进京前的一个周日，李天雨回到宋家沟，在好朋友祝梓轩家写完了作业。他们后来爬到山上，从那里俯瞰，村庄尽收眼底。“感觉这个世界好渺小啊。”李天雨感慨。
祝梓轩捏着石子在地上划着，对他说：“你都没见过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渺小，是这个村子好渺小。”
在这些山里孩子的选拔中，祝梓轩落选了。他在作文本上给李天雨写过一封信。“到时候你可要把去表演的故事给我讲讲，人多不多，舞台大不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夜航船｜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别忘带一束鲜艳的花环给小岚老师邓小岚（左一）和孩子们在校外山间田野练习音乐间隙休息（2015年8月8日摄）。新华社发
音乐城堡。受访者供图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主角。今天我们关注的主角是她——“筑梦人”邓小岚。
他的邻居们前来直播间围观，还建议他在小区里线下演奏。
他回忆，此前一次直播，他随口说了句，肚子有些饿，下播后，他发现家门口摆了个篮子，塞满邻居送的零食。他看了不禁心头一暖。“好像开了个音乐会。”宋思衡说，结束后他感到疲惫，但脑子还有种“神经被吊着的兴奋”。
邻居送给宋思衡的零食和水果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往常，他每天外出跑步一小时，这个他所熟悉的城市，时时喧闹，又透着不同的气味，或是马兰花香，或是钢筋水泥。现在，他在静默的上海做起小区志愿者，帮忙做核酸、发抗原。要想“回味”从前，只能靠无人机出去晃一圈。有次他飞起无人机，想给几百米外的朋友送个东西，怕造成楼栋“接触”，东西没送成，只能让无人机折返。
宋思衡的演出计划，同样因疫情几度停摆，但他仍希望，音乐能疏导、释放人们在封控中的压抑与悲伤。
等上海疫情过后，他想在草坪上弹弹《疫情音乐日记》，“疫情期间，我们的很多感受最后要用艺术作品凝固下来。”
以下为宋思衡的口述：
临时起意的直播
4月13日，我们楼出现了阳性，家门口被贴了封条。
封了17天，每天待在家里，什么事也干不了，度日如年，但两个多星期后，突然到了楼下，会发现好像封控就是前一天发生的。
疫情日记第四首《闷》，就表达了这种感觉，它是很冗长的，每个小节只有一个音，全是那种长的 *** ，但整个乐谱其实很短，只有两页。这个曲子很能表达我封控时更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对时间感受的一种强烈冲突，（一种）停滞感，完了再去回忆，（又）会觉得一瞬而过。
5月1日楼栋解封那天，我去楼下走动，感觉双脚有点软绵绵。毕竟在家里严重缺乏锻炼，有时候不知不觉，躺在沙发上，一天就过去了。还有比较缺乏日晒，之一天下去时，阳光特别好，还觉得有点刺眼。平时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隔离）结束以后，我又继续下去做志愿者。我负责核酸检测，一次大概四五个小时。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做，还要负责分发抗原。小区志愿者没让我发菜发物资，他们觉得我是钢琴家，可能搬重的东西对手有点损害，就没让我去搬了。
宋思衡在做小区志愿者
我4月初就做志愿者了，一开始召集志愿者，人不多，大家都在观望，很多人可能有顾虑，毕竟感染了有点风险。我想总该要有人出来做嘛，否则后面怎么弄呢，就报名了。这是我之一次做志愿者。
那时每天都要做核酸，很多人看到确实需要志愿者，否则核酸组织不好，感染风险更大。过了四五天就比较多人参与了。（但）要严格地执行一些防疫政策，比较难，有人说我下来（做核酸），带我的狗下来，遛一遛。但是居委会比较严格，说不能带。我们（志愿者）在中间要做一个解释工作，因为很多请求，比如不让遛狗，其实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希望大家配合，语气各方面就要特别注意。
1000多个人被关在一个小区里面不能出来，有阳性的（楼栋）都不能下楼，大家好像都有点无所适从。不是很多小区都喜欢搞阳台音乐会，特别是有歌星邻居的，我们古典音乐好像不太适合。（但）很多邻居说，你晚上能不能做个直播，让我们看看。我也就是临时起意，4月10日之一次直播，很多邻居都进来看的，也能分散一下焦虑。
我演奏了不少《疫情音乐日记》（的乐曲），两个小时，说的（话）比较少，可能有点没力气，我那时食物比较缺乏，随便说了一句，肚子好像有点饿，结果做完直播，正好出去倒垃圾，就看到门口有一个篮子，放了好多巧克力饼干什么的。问了半天也没人说（谁放的）。
我觉得音乐对所有人而言都有一种情绪的疏导作用，当然，它还有一些衍生作用，帮你回忆，甚至展望一些事情。
线上直播和线下演出差别很大，首先你得克服一种巨大的尴尬感，台上一首曲子弹完，会有掌声。在直播间，什么声音都没有，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在评论里叫好，还得想办法跟他们互动，必须要说些话，不能从头弹到尾。（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感觉在放录像一样。
第二、三场直播会讲得多一点，因为直播里面也有一些别的内容，比如某音乐中心的老师想（办）讲座，小朋友现在学琴，家里也没事，这段时间听一些讲座，看看能不能提高一下，也有一些粉丝的诉求在里面。
宋思衡穿着防护服弹奏
当时又想讲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曲子，来折射一种精神，给大家鼓舞。讲过一些肖邦的，你想一个国家在他出生前15年就亡国了，到死的时候都没有复活，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和信心，不断执着地去向往，而且最厉害的就是，他把波兰真正民族的特点、精神都融入到作品。
很多人就说不带货你做直播干嘛，从现实功能来说，我这个直播不是很有意义，但我就觉得跟大家聊天，分享音乐更重要。在那种艰难时候，大家能够有一个互相的共情，我觉得在心理上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一瞬间把一个曲子写完了”
我创作是比较偶然的，从没想过正儿八经去写作品，因为在我们圈子里，钢琴家、作曲家会比较分开，没想到2020年1月份碰到武汉疫情，包括之前高血压、心动过速，触发了我的创作。
我从2002年去巴黎，2004年在法国拿了玛格丽特·隆这个奖后，基本一直保持旅行演出的状态。2018年，整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容易发脾气、心慌，伴有头晕，去医院一查，高血压加心动过速。
2019年1月份，马上要跟上海歌剧院乐团去美国巡演，这时压力大了，高血压已经很严重了。（但）不可能停的，已经签好合同，全安排好了。只能带着药去美国。
之一站从上海到底特律，在圣女湖演协奏曲，演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我下台时就发现，路都走不动，奇怪，脚迈不出去，只能双手扶着演员通道，也就二三十米，走下来十几分钟。非常恐怖，是一种濒死的体验。我甚至想过，把银行密码告诉家里人。
第三个星期开始适应时差了，各方面稍微好点，但血压还是很高，低压维持在80、90。巡演结束之后，到夏天开始在家休息，（工作停了）两三个月，之前我已经零零碎碎写了点东西，（就）想把这些曲子写完录下来，这些音乐整体比较柔和，平时跑步睡觉可以听听，安抚下自己。
《闷》这首曲子最早的灵感，是2019年，我朋友B6(作曲家楼南立)，给纪录片《人间世》做电子配乐。做了配乐后，他想改用乐器演奏，录张唱片，我当时参与了录制工作，得到了这个曲子的灵感，但只写了一句，就写不下去了，一直搁置。
到2020年1月3号，我去武汉演出，朋友正好来看，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就是乐迷，演完后我们聊了一会儿。21号（武汉）封城，过几天我看他没声音，他周围的人才告诉我，他感染了新冠引起一些并发症，后来就去世了。他年近70，有点基础性疾病。
我们经常看新闻，听一些事情，（说）人死了多少，但那些人你都不认识，总归还存在一些距离，当这个人跟你认识，距离就非常近了，你可能会按照对他的了解，去想象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想什么做什么。因为朋友的事，一 *** ，我一瞬间把这个曲子写完了。
创作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活生生（地）活在时代里面。讲出来的音乐才够真实，够诚恳。有朋友去世、疫情紧张、你自己被“锁”在家里，这些信息，都能够在那一瞬间通过音乐氛围传达出来。
《疫情音乐日记》里有一首《春天里的之一棵桃花树》，就（2020年初）禁足了一段时间，3月底之一次下楼，我看到一个小女孩穿黄裙子，脸上又戴了个口罩，在活泼和希望之间，又带着一种克制和防范。（她）从我面前玩疯一样跑过去，后面刮起一阵风，啪，很多花瓣砸到我脸上，我再一看远处，居然盛开了一棵桃花树，风吹过来，粉红色桃花瓣都撒在地，曲子灵感就这么来，风（吹）来的。
（最早做）线上演出，是（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我微博上有一些武汉的粉丝，情绪不太对，经常在群里说一些比较消极的话，他们那时候封得挺厉害，吃的也没有，有个人一家都感染了，他每天还要照顾老人，完全崩溃了。
我就想开个直播，跟粉丝们聚一聚，弹弹琴说说话，看（他们）心情会不会好一点，之一期跟大家随便就聊了聊，第二期我想还是要有点主题，就讲贝多芬，那个时候贝多芬是很能给人力量的，我也说到他创作“悲怆”时，写了个遗嘱，因为他跟一个贵族 *** 谈恋爱，但当时贵族跟平民是不能通婚的，让他很痛苦，对自尊是一种打击。
我就想跟大家说，英雄也不是内心没有胆怯，没有我们正常人的情绪，他都有的。就暗示一种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英雄。
宋思衡
“节制”与“不确定”
6月中旬本来要在上海跟苏州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这两个也延期了。下一场暂定7月2号到贵阳。
疫情对我们（演出）的影响相对比较大，因为剧院是最早封掉、最晚开的。
今年1月本来要去杭州，跟杭州爱乐乐团合演协奏曲，到了那里，突然通知我不能上台，等于我这个节目彻底空着了。因为我之前去过珠海，在我走后两三天，珠海出现了病例。
那场音乐会其实挺巧的，我也是顶替别人，那人是北京的，北京限制入市，出来以后（可能）回不去，就找到我。当时只剩两个多礼拜了，要我把协奏曲啃下来。那是法国作曲家Frank的一首交响变奏曲，比较生僻，我之前都没听过。一般我们弹协奏曲，从生练熟，差不多要一个月。
那两个星期我每天练12个小时，首先要练熟，要背出来，不能看谱，最后还要跟乐队相互交流，怎么合在一起，这比独奏要复杂一些。（当时）我每天都在网上发视频，（让大家看看）这个曲子在两周内是怎么一步步练出来的，
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钢琴家到底每天都在干什么，通过这些，大家可以逐渐了解音乐工作者的一些日常状态，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包括业余的孩子，他看你练琴的过程，他会得到很多启发。我倒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神神秘秘，我倾向于分享这些。
后来网上看的人也很多，到最后一天突然不演了，大家都很失望，我就决定在网上直播一下，跟着（乐团）录音弹一遍。
这段时间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遇到些困难。比如我的法国朋友Mark，住在静安一个老小区，不太好团菜，最糟糕的时候，他只能吃点小饼干。
我跟他认识是因为他喜欢弹钢琴，喜欢古典音乐。疫情以来他在网上发视频，粉丝几百万。他在中国待了30年，一开始在北京，后来到上海，中文说得很好，他买了回法国的机票，大概六七月份离开。他挺难受的。
这两年疫情也是反反复复，我们可能要接受这样的现实，慢慢适应它。这个时代的精神本质就是不确定。我的音乐里也有一种巨大的节制，巨大的不确定，跟以前的古典音乐非常不一样，至少跟贝多芬、肖邦的作品比起来，（听上去）不是那么肯定。
之前我可能会更多地追求社会上的成功、现实的名气，现在我更多是想着，追求艺术应该追求的——揭示当下时代的精神面貌，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有机会的话，疫情过后，我想在草坪上弹弹《疫情音乐日记》，疫情期间，我们的很多感受最后要用艺术作品凝固下来。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金洁
校对：施鋆
